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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八旬律师还在出庭  

2012-08-19 20:59:39|  分类: [大师人生]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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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,上海仍有36位年过八旬的律师坚持执业。他们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接受专业的法律教育,经历了新旧时代的更替、国家和个人命运的跌宕。从未改变的是中国人百年的法治梦想。

愈老弥坚

每个月,总有一两天,清晨,82岁的律师傅玄杰亲自把着方向盘,驾车穿越上海如织的人流,去往沪上某一家法院开庭。

还是32年前刚登台做律师的习惯:西装,领带。黑发显然是染过了的。庭上的法官,已经换了好几茬。

根据上海律师协会提供的数据,目前上海年过八旬的老律师中,每年通过年检注册且仍在一线办案的,还有36位。

傅玄杰律师现在每个月出两三次庭。很多当事人是慕名而来,指名要他代理,推不掉。他只能有选择地接,大部分是经济类案件,多在本地中院和高院,江苏、东北也常跑。

上海律师张国飞比傅玄杰还大4岁,出庭风采仍不减当年:声音洪亮,不需要用麦克风;思路清晰,不念稿子,都是即席发言。

还有更老的。叶传岵律师,87岁,一年十几起案子。南方周末记者去采访的那天(2012年7月21日),他早上七点起来,坐地铁去浦东,9点赶到黄浦区看守所。当事人是个23岁的打工仔,涉嫌盗窃,见了律师就哭。老先生给他做了4页笔录,谈到11点半才结束。

2012年春天,叶传岵代理了一个毒贩的死刑上诉案件,做了罪轻辩护,无奈数额太大,但结果仍是死刑。

83岁的宋文绩律师是那一代老律师中罕见的女性。她手头有两本历年来的接案记录,蓝色钢笔字,密密麻麻。上世纪80年代,她一年要接一两百件案子。到1999年,她办了20起案件,而到2011年,一年仅有4起案件。大概是觉得案子少了,她连连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:“真不好意思”。

2012年年初,老太太还自己坐了两个小时的火车,跑到苏州市虎丘区法院出庭。法院的保安习惯地把她拦住,以为是来告状的,老太太亮出了律师证,上面出生年月写着1929年,保安立马石化。

这是一起标的只有7万多块的债务纠纷案子。主审法官五十多岁,老资格了,见了老律师,自愧弗如。老太太有个原则:办案、出庭,绝对不要人搀扶,包自己拿,人自己走,“把我当老年人照顾,案子我就不办了。”案子当庭调解成功,她又连夜坐火车回了上海。

世家传统

1980年是中国律师再出发的起点。自民国以来的律师传统,在中国得以在中断后接续。

律师居同匮1980年被召唤回法律队伍时,已56岁,但他很快找回了自己的角色。整个八十年代,大部分的执业活动,他都在上海锦江饭店的会议室里完成——因为“天天都有谈判”。从1980年到1985年,近6年间,上海的中外合资项目,包括大众汽车、金山石化等等,大多是在他手中谈成的。

“参加谈判时有外国律师,要用英语,请的翻译也翻不出来,我谈判不用翻译,直接谈”。居同匮说。他的父亲也是律师,受家庭影响,1942年他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,老师用英语上课,教材是英语原版。

1980年,上海仅有两家法律顾问处,共43名律师——这就是枯木逢春后,上海律师的起点。这一年,77级大学生还没毕业。

我们找到的几位老人,多数在1949年之前就开始接受法律教育。

1947年,18岁的上海梅兰坊25号宋家二小姐宋文绩不顾家人学医的建议,考入上海大夏大学法学院。她的父亲宋云涛是律师和指纹专家,律所开在自家洋房的一楼,隔壁即是上海律师公会。宋文绩无数次目送父亲换上黑色西装出门去开庭,偶尔她也帮父亲抄抄写写。

叶传岵的父亲叶云阶也是律师,受父亲影响,他于1944年考入四川大学法学院。

银行家的儿子傅玄杰民国时的住家与上海律师公会相距仅五六十米。孩童时代,旧律师公会大楼前面的那十几级台阶,他迄今还记得,“跟法院很类似,显得庄严神圣”。

当时上海滩赫赫有名的“七君子”中,就有四名律师:沈钧儒、史良、沙千里、王造时。

1947年,学生运动风起云涌。在关押被捕学生的“曹家花园”门口,过来声援被捕同学的傅玄杰,第一次见到了律师史良。

1949年,居同匮还获得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法学博士学位。担心家里的情况,他一拿到学位,便坐上3万吨的“总统号”邮轮赶回上海。抵沪时,黄浦江上红旗招展——上海已于5月27日解放。

短暂重现

新时代仍需要法律人才,但首先不是律师。

留美归来的居同匮被安排在上海市人民法院当刑法官,就在著名的提篮桥监狱对面。法官开庭提人,要开“提票”,居同匮一次要开一整本,早晨从提篮桥把犯人提过来,整整一大卡车。上午8点半开庭,一直开到下午4点,一天要开20个庭,开完就下判,然后把人押回提篮桥。

复旦毕业生张国飞被分配到安徽滁县人民法院的土改法庭,负责审理土改中揪出来的地主恶霸。傅玄杰当了一名军法官,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案件审理,包括间谍案等等。他的回忆是,当时基本没有完善的法律,只有一些临时条例,审案子主要靠政策。

新中国的律师制度,要到1954年宪法颁布之后,才逐渐恢复起来。民国著名律师史良成为第一任司法部长,在她的推动下,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开始恢复律师制度。

旧政权留下的“黑律师及讼棍”被取缔。上海社科院学者陈同的研究显示,至1957年1月,全国各省、市共有670个法律顾问处,有2100名专职律师和兼职律师在从事律师工作。

受苏联影响,律师事务所不复存在,完全被纳入体制内。资料显示,当时,上海共有5个法律顾问处,68名律师。1936年抗战爆发之前,这座城市已有1300多名律师。

生于1929年的老律师杨志鳌回忆,1956年重建律师制度,全上海有14名民国时期的律师被重新吸纳。

杨志鳌是在1956年4月从法官成为律师的。他所在的上海市第三法律顾问处,只有十几个律师,“什么案子都做”。

但第二年,反右风暴降临。律师队伍旋即被解散。杨志鳌被驱赶到浦东的农村,成为了一名农民,傅玄杰躲过了反右,却没能躲过“文革”。1967年底,他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投入徐汇区看守所,关了整整半年,无法定罪,才被放出来。

枯木逢春

新时代需要法律人才,特别是律师。

1980年,被上海市司法局叫回去当律师时,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法学博士居同匮,已经在上海市静安区延中街道生产组当了19年木工,制作一条长凳,修好学校里被红卫兵砸坏的课桌,轻松熟练。

被砸烂的国家法治体系,更亟待修复。时任上海律师协会会长王文正带了一个六人小组,开始在上海各个单位寻找律师,目标群体是曾经当过律师的和学过法律的600个人。最终,这600人中,只有20个人“归队”。

1980年代名扬上海滩的李国机律师,在1979年归队时,已经54岁,在上海天章造纸厂当了17年造纸工人。1979年2月,当他又走上法院辩护席,庭审电视录像立即传到海外,标题为“中国有律师了”。

与李国机齐名的律师郑传本,1980年加入律师队伍时,已经47岁,他是报童出身,干了20年公安,又做了7年法官,但没做过一天律师。上海1980年代电视直播“双戈抢劫案”庭审,收视率高达95%以上,郑传本因出色辩护,一夜成名。

宋文绩被“组织上”找到时,正在一家储运公司当仓库保管员。站在律协会长王文正面前的,是一个穿着深蓝色工装、带着袖套的女工。她被召回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任律师,重拾她在大夏大学法学院里所钻研过的法律业务。这一年,她52岁。

她说,她错过了30年,因而倍加珍惜做律师的机会。当时,律师们较多地做刑事案件,离婚等案件被认为是婆婆妈妈,没人做,她就专做这一类案件。

还有主动请缨的。

1979年,复旦法学院的高材生张国飞,给《解放日报》写了一封信:当前国家法治不健全,我是学法律的,希望能够参与法治建设。信被转给了上海市司法局,几个月后,他成为了上海市第二法律顾问处的律师。

1980年上半年,傅玄杰到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报到,他意外发现,办公地点和“文革”期间关押他的徐汇区看守所,就在同一条弄堂里,门对门。

傅玄杰“文革”结束后先在法院做了一段时间的“复查”工作,查了四五个月,越查他就越感慨,“没有法治真不行!”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,蒙冤后被流放青海,傅玄杰复查后给其平反,女孩回到上海,已经白发苍苍。

“我就想起了自己做军法官时,是否也有错案?”傅回忆说,他当了10年法官,处长、院长已经做的决定,他就照着做了,“想到这点,我不愿意回去做法官”。他决定做一名律师。

最珍贵的时光被耽误,但机会没再被错过。

1982年,傅玄杰被指定参与上海“四人帮”余党的审判。他是“文革”风云人物、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的辩护人。律师们提出:我们是真辩还是假辩?得到的回复是:“关起门来,我们真辩”。当时许多被告人都被起诉了十七八条罪,律师们一条一条地辩。最后,大部分罪状被拿掉了,只定了两条罪:武装叛乱,迫害老干部。

明星律师再度出现。1988年,李国机开办了当时全国首个以个人命名的律所,加上1949年之后第一批律师和“文革”后复出的首批律师,他成了上海律师的名片。

上世纪80年代,上海引进美国的电视剧,每晚播放时万人空巷。根据中美版权协议,每集影视片播放前,会先有一段“上海电视台法律顾问傅玄杰律师郑重声明”,一连播了好几年,傅玄杰律师由此家喻户晓。

一个时代

2004年,名片般的李国机律师去世,2009年底,报童出身的传奇律师郑传本去世。法律人刘桂明撰文称:“从李国机到郑传本,一代老律师走了,一个律师时代走了。”

不过,老人们仍在散发最后的热量。根据上海律师协会的统计,目前上海市年过八旬的律师中,至少还有36人仍然正常执业,其中年纪最大的为1923年出生的刘造时律师,年纪最小的是今年刚满80岁的11位律师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,曾经有一句流行的话语:“把失去的光阴补回来”,这句话,在仍然执业的“老法师”口中反复出现。

叶传岵律师1999年曾经得过结肠癌,医生说手术后大概还能活3到5年,结果迄今老先生身体仍然健康。他掰着指头跟南方周末记者数他的老战友们:“奇怪得很,跟我同时代的人,差不多一大半去世了,偏偏我还留下来,而且也没有老年痴呆,还在办案子。”

他心里很清楚:“老年痴呆了,老百姓不会找你,法官也不会听你的,说得没有道理,资格再老也没用!”他说,他当了22年的右派,最好的光阴浪费了,现在要把这个时间补回来,只要还能动,就要办案子,官司打赢了他就高兴,免费代理也愿意,“总比在家搓麻将好,那样身体反而不好”。

张国飞律师现在身体不错,只是眼睛不大好,随身带着放大镜。他偶尔写写法律意见,出庭不多。带着年轻律师出庭时,发现他们手在抖,老先生看不下去,发话了:“把案情弄透,案情熟了,手就不抖了。”

宋文绩律师今年成功做完苏州那起债务纠纷案子后本准备收山,最近有一个老干部因为退休金的事情,要找原单位维权,她按耐不住,又接了。

82岁的傅玄杰律师不甘落伍。他会上网,刷微博;重庆、贵阳“打黑”、律师抱团取暖,老人都清清楚楚。他说,一个国家的文明、法治程度,不是唯一却也是重要指标,就是看律师的地位和律师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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